《齐民要术》（以下简称《要术》）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农学名著，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最有价值的名著之一。书中的“齐民”，意思就是平民百姓，“要术”是指谋生的重要方法，四字合起来说，就是民众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技术知识。

作者贾思勰（xié），是南北朝时的后魏人，到晚年，后魏灭亡，跨入东魏时期，东魏只存在十多年，所以他主要生活在后魏期间，人们仍称“后魏贾思勰”。

贾思勰，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，别的文献也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，他的一生事迹，可说是一纸空白。现在唯一确凿的“信史”只有十个字，那就是原书原刻本的卷首作者的署名，题称“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”。遗憾的是，就是这点信息也还存在着分歧，因为那时后魏有两个高阳郡： 一个在河北，郡治在今河北高阳境内；一个在山东，郡治在今山东桓台东。究竟贾氏在哪个高阳郡任太守，从清代到今天，中外学者做了不少考证，各主一说。虽然各有理由，毕竟史证缺乏，推测的意见说服力不强，不能取得一致认识，所以现在还难以作出定论。

一般说法是，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。益都旧治在今山东寿光南。他的书成于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。

贾思勰除山东故乡外，到过今山西、河南、河北等省，足迹遍及黄河中下游。他书中反映的农业地区，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，而以山东地区为重心。这一地区的气候、土壤等条件基本相似，就耕作栽培特点来说，同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地区。书中常提到“中国”，指的是后魏的疆域，主要指汉水、淮河以北，不包括江淮以南。书中也提到“漠北寒乡”和“吴中”，一个在沙漠以北，一个在江南，这只是举例说那里有那种情况，不在《要术》所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内。这些是必须注意分清的。

《要术》全书十卷，九十二篇，共约十一万五千余字。其中贾氏自序后、卷一前的《杂说》，非贾氏本文，是后人插进去的。《杂说》在北宋最早的刻本中已有，作者以善于经营农业生产自负，大概是唐代的一个经营者，为了流传他的经营方法而夹带进名著。今人援引《要术》往往把《杂说》当作贾氏本文引录，是很不妥当的。书中有很多小字注文，基本上是贾氏自注，但引《汉书》却出现了唐代颜师古的注文，自然是后人的乱插。另外，最初的写书形式，注文往往以单行小字接写在正文下面，这样，在传抄过程中很容易将单行小字误写为大字，就变成了正文。这种原应是注文而后来以正文的形式出现的情况，在今本《要术》中还是不少的。

《要术》世称“难读”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主要有两种情况：一是书里面确实有不少不能用常规意义来解释的词语，大都是那时的民间“土语”和生产“术语”。由于时代久了，方言又有地区性的局限，所以后人对这些词语就感到陌生而难以理解。但是，经过细心探索、论证和比较研究，还是可以理解的。二是《要术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，抄刻不可避免地产生错、脱、窜、衍，更增添了阅读的困难。这种人为的错乱，是《要术》难读的主要方面。廓清了这种种错乱，《要术》的行文还是浅近平易，不雕琢，“不尚浮辞”，清楚明快的。

《要术》自宋代以后到近代，相继有20多种版本，版本好坏相差很大。

北宋天圣（1023—1031）年间由皇家藏书馆“崇文院”校刊的《要术》本子，是《要术》脱离手抄阶段的最早刻本（本书简称“院刻”），是最好的本子。可惜该本在我国早已散失，现在唯一的孤本在日本，但十卷已丢失八卷，只残存第五、第八两卷。1838年有日人小岛尚质曾就该两卷原刻细心工整地影摹下来。此影摹本后为杨守敬（1839—1915）所得，现存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。1914年罗振玉（1866—1940）曾借得该影摹本，用珂罗版影印，编入《吉石盦丛书》，国内才有院刻影印本流传。本书所用院刻就是这两个本子。

北宋本的抄本，现存有日人依据崇文院刻本的抄本再抄的卷子本（抄好后装裱成卷轴，未装订成册），抄成于1274年，原藏于日本金泽文库，通称“金泽文库抄本”（本书简称“金抄”）。但现在已非完帙，缺第三卷，只存九卷。1948年日本有这九卷的影印本，量少，在我国能得到该影印本的很少。本书所用即此影印本。虽然抄写粗疏，错脱满纸，但由于它源出崇文院刻本，在不错不脱的地方，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，仍不失为一较好之本。

继北宋崇文院官刻本之后，经过110多年，才有第一次的私家刻本，就是南宋绍兴十四年（1144）的张辚刻本。但原本早已亡佚，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（就是以某一部《要术》作底本，再拿张辚原本来校对，把原本上不同的内容校录在这个底本上）。校宋本有两个：一个是黄丕烈（荛圃）（1763—1825）所得的校宋本，一个是劳格（季言）所得的校宋本，但都没有校完全书，黄本只校录了前面的六卷半，劳本更少，只校录到卷五的第五页。校录时容易发生错校和漏校，所以校宋本只是第二手资料，不及原本。本书所用为黄校本；劳校本未见，参考日译本（见下）所校。

明代有根据南宋刻本抄的抄本（本书简称“明抄”）。1922年商务印书馆将该抄本影印，编入《四部丛刊》中，有线装本和平装缩印本两种。十卷完整不缺，为残缺不全的院刻、金抄、校宋本所不及。抄写精好，影印清晰，没有脱页和错页，没有一处涂抹和勾乙，虽然也有些错字脱文，质量还是相当好的。明抄与院刻、金抄，在《要术》版本中可谓鼎足而三，用三本参校，取长舍短，作用就大，能解决不少问题。

明抄主要有1524年马直卿刻于湖湘的湖湘本、1603年胡震亨刊刻的《秘册汇函》本和1630年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本。胡震亨将《秘册汇函》（以下简称《秘册》）原版转让给毛晋，毛晋编入他的《津逮秘书》（本书简称“《津逮》本”）中，所以这两个本子实际是同一个版本（虽然毛晋作了少量的改动）。明代刻本是最差的，湖湘本已经开始变差，出自湖湘本的《秘册》—《津逮》本更差，它错字、脱空、墨钉、错简、脱页很多，还有臆改、删削的严重弊病，不堪卒读。胡立初评为“疮痍满目”，杨守敬斥责说：“卤莽如此，真所谓刊刻之功，不蔽其僭妄之罪。”（见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七）但该本名气大，财力足，销路广，印数最多，流传最广，长期占着《要术》流传的统治地位。

清代乾嘉间开始对《要术》明代坏本进行校勘，1804年始有张海鹏刊印的《学津讨原》本（本书简称“《学津》本”）。《秘册》—《津逮》坏本独占《要术》市场长达200年之久的局面才告结束。90多年之后，又有1896年袁昶刊印的《渐西村舍丛刊》本（本书简称“《渐西》本”）。这两本都是经过反复校勘的比较好的本子。

从嘉庆到清末，对《要术》进行校勘的人很多，主要有黄廷鉴（出版了“《学津》本”）、刘寿曾、刘富曾（出版了“《渐西》本”）、吾点、张定均、张步瀛、丁国钧、黄麓森等，但吾点以下各人所校的稿本都没有出版。吾点所校极为精审，黄麓森所校也不错，二张所校也有可观，丁国钧则平平。

现代的整理本，成绩超过任何旧本，有石声汉的《齐民要术今释》（本书简称“《今释》”），四册，1957年至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；有日本西山武一、熊代幸雄合写的《校订译注齐民要术》（删去卷十不译注，本书简称“日译本”），上下两册，1957年至1959年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出版，以后以合订本一册重印；有缪启愉的《齐民要术校释》，精装一册，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，1985年荣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，1992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比二等奖，1995年获国家教委会全国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