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齐民要术》（以下简称《要术》）的资料来源，《自序》中清楚地揭示来自四个方面，那就是“采捃（jùn，摘取）经传，爰及歌谣，询之老成，验之行事”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：
（一） 尊重历史发展：有选择地摘录古人有关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的文献，尊重历史的延续性和在延续基础上的发展，作为当前的精神激励和生产上的借鉴。
（二） 采收农业谚语：农谚是活跃在群众中的生产经验总结，是经过长期考验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活教材，也是高度概括的科学技术格言，必须重视。
（三） 采访群众经验：向富有经验的老农和内行请教，吸收当时广大群众的宝贵经验，把理论建立在丰富扎实的基础上。
（四） 注重亲身验证：来自各方面的生产经验，究竟是否完全正确合理，最后通过亲身实践加以验证和提高。
四个方面除农业文献来自书本外，其他三个方面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，说明贾思勰非常重视实践，实践的经验通过思考验证加以总结提高，升华为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，作为农业生产的指南，因而深受历代群众的欢迎和赞扬。
《要术》所涉及的农业地区范围很广，记述的生产项目很多，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“大农业”的全部，即从植物栽培、动物饲养一直到农副产品加工，如酿造酒、醋、酱、豆豉，制饴糖，做各种饼饵和荤素菜肴，制作文化用品，以及介绍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，等等。凡是人们生产上生活上所需要的项目，无不记载下来，几乎囊括了古代农家经营活动的所有事项，以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性结构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如此规模巨大、内容庞杂的全面性大农书，始创于《要术》，不是以前的任何农书可比的。《要术》以前的农书，现存只有西汉的《氾胜之书》和东汉的《四民月令》两种，而且都不是原书，都因后人的引录而保存其主要内容的，两书都只有三千多字，比起《要术》十一万多字的巨著来相差太远了。
所以，《要术》的写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，它的宏观规划、布局、体裁，完全是独创的，自出心裁的。《要术》本身虽然没有先例可循，却给后代农书开创了总体规划的范例，后代综合性的大型农书，无不以《要术》的编写体例为典范。
《要术》十卷的主次安排，层次分明，有条不紊。前六卷是种植业和养殖业，是主要的。谷类作物历来是我国人民的主食，《要术》在《耕田》、《收种》的总论之后最先加以记述（卷一及卷二）；主食不能没有佐餐的副食，所以接着记述蔬菜（卷三）；水果丰富了食物品种，但不是像粮食、蔬菜那样每顿少不了的，所以果树次于蔬菜之后（卷四）；前四卷都是讲吃的，讲过了再讲衣着和建造林木，所以栽桑养蚕和栽树列在卷五；肉类也是重要的副食，不过属于动物，其中大家畜不以育肥宰杀为目的，而是供役用的，是另一种属性，所以动物饲养（牧、渔）列在卷六。如此安排，无疑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后形成的体系，层次井然，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业概念和范畴。以后的农书往往把它作为仿效的榜样。
卷七、八、九是属于农副产品加工的副业生产和保藏，看似次要，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技术内容和史料价值，荤素菜肴是我国最早的“中国菜谱”。最后一卷是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，虽然是引录文献资料，却是我国最早的“南方植物志”（旧题晋代嵇含写的《南方草木状》是伪书）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，而且引录南方植物的各书现在几乎全都失传，故尤其值得珍视。
《要术》收集采访前代和当代劳动大众创造的生产技能，融会贯通于观察和实践中，通过分析研究，系统地写成一部农业科技知识的集成书。但是贾思勰为什么要写这样集大成的全面性农书？为什么从前的人没有写，而贾思勰第一个写了？首先是因为他重视农业生产，将它视为“资生之业”。他在自序中明白揭示了预定的写作目标，就是“资生之业，靡不毕书”。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，所谓资生之业的经济构成是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，都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。谋生技能，就全社会来说，不能偏废哪一方面，现在叫做“多种经营”，实质上《要术》所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的多种经营方式，所以面面俱到。
其次，决定于作者的思想认识，而思想认识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现实。贾思勰生活在后魏末年到东魏的大动乱年代，当时政治上腐败黑暗，战乱由边境向内地蔓延，经济上破坏严重，土地荒芜，生产凋敝，战火和饥荒吞噬了千千万万勤劳善良的劳动民众，面临的问题比氾胜之、崔寔那时的“承平世界”严峻得多。这一切，贾思勰都是亲身经历、耳闻目睹的，感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故他从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”的传统“农本”观念出发，强调振兴农业的急迫性，专心研究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，为“农本”提供科学技术“装备”。但谋生方法多种多样，考虑问题不能不全面，眼光不能不放大放远，局限于种庄稼的“小农”经济是远远不够的，于是他产生全方位编写农书的想法。他目睹当前饥荒的悲惨景象，十分重视救荒植物的生产和利用，从而构成了《要术》包含多方面谋生技能的写作框架。
谋生技能，各展所长，“行行出状元”，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各个方面都有发家致富的可能。《要术》在这些方面反映得很多，诸如区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染料作物，都可以致富；种果树，则是“木奴千，无凶年”；种树木，卖木料也可以致富；养母畜，收买驴、马、牛、羊等怀孕将产的母畜，以及养鱼，同样可以致富，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四个方面。酿造副业，虽然没有提到出卖赚钱，但像小酒坊、小酱坊，技术精细合理，产高质优，也足以鼓舞人心仿效着去做。总之，他所写都具有一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魅力，诱导人们在所提供的多种渠道中各就所爱，各展所长，从而通往改善生活以至富裕的康庄大道，充分体现了他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拳拳之忱。
贾思勰在自序中明确表示：“舍本逐末，贤哲所非，日富岁贫，饥寒之渐，故商贾之事，阙而不录。”可是，《要术》卷七有引录《汉书·货殖传》的《货殖》一篇，讲的全是生产交易发家致富的事，因此有人怀疑这篇东西是假的，为后人加添。其实不然，这是没有深切理解贾氏书中“货殖”和“商贾”两个词的含义而造成的误解。
贾氏认为，“货殖”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生财之道，“货”从生产中出来，没有脱离农业和副业生产，买卖是以“自产自销”的方式进行，与空头“商贾”根本不同。行商坐贾是脱离生产，专门贩卖别人的产品并以此为生的人，他们一天可以暴富，也可以终年贫穷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等于投机倒把，买空卖空，随时有破产的可能。这种人丢掉“农本”，专搞买卖或投机，“舍本逐末”，才是贾氏极力反对的。
《要术》中讲的谷物、蔬菜、木材、牲畜等等的交易换钱，都是自己生产的农产品，钱从“ 农 ”出来，又回到“ 农 ”中去（用于再生产），根本没有离开“ 务本 ”，根基是扎扎实实的，贾氏认为这样做是农家分内之事，也是农家应有的“ 货殖 ”项目，与《汉书》的“ 货殖 ”完全符合，但与舍本逐末的“ 商贾 ”行径大相径庭。
进一步来说，《汉书·货殖传》记录的富“与千户侯等”的生产经营者，正是包罗着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五个方面，这和《要术》开展的这五个方面的多种经营规模完全吻合，所以它加以采录，作为自己多种经营的格局的衬托，也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。从事农业和副业生产致富，历来是农本政策的高标准要求，所以司马迁首创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对这种不探测市场，不异地贩运而是专靠就地生产、就地经营致富的“素封”平民，不但不斥为“ 商贾 ”，而且还加以赞赏。贾思勰的“货殖”观点，正和司马迁一脉相承，所以《货殖》篇是《要术》书中应有的组成部分，不是什么“冒牌货”。
贾思勰从传统的“农本”观念出发，目睹当时战乱、灾荒、生产凋敝的社会现实，经过深入思考，最后形成他关于农业生产的思想体系。这在全书中得到明显的反映，主要如下： （一）“农本”的思想根源；（二） 革新前进，反对保守的历史观；（三） 朴素的辩证观点；（四） 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办事；（五）“人定胜天”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；（六） 强调实践，强调积极劳动；（七） 强调节俭，强调防荒备荒。这些思想认识，构成他指导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完整体系。
《要术》的科学成就，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： （一） 华北旱作农业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细技术措施；（二） 种子处理和选种育种，包括晒种，选种，对桃、梨、板栗和瓜子的特殊处理，浸种，催芽，种子的鉴别和测试，良种培育等；（三） 播种技术、轮作和间混套种，包括播种期，播种量，播种深度和均匀度，多种合理的轮作方式，豆科作物作为绿肥加入轮作，桑、树木和谷物蔬菜的间作、混种的特殊技术，独具匠心的胁使桑柘主干挺直上长的技术措施等；（四） 动植物的保护和饲养，包括防治杂草猖獗，多种方法防治病虫害，防止鸟、畜破坏，重视作物品种的抗逆性，预防霜冻，家畜的安全越冬问题，仔猪肥育法，养鸡速肥法等；（五） 对生物的鉴别和对遗传变异的认识，包括对植物性别和种类的鉴别，对马、牛体形的鉴别，以及选留植物种子、繁殖材料，选留种畜、种禽，乃至人工杂交，作物成熟早晚、抗逆性、适应性、寿命长短等等方面，都反映着生物体的遗传性和变异性问题；（六） 第七、八、九卷副业生产是有关微生物学、生物化学的广阔领域，涉及微生物所产生的酶的广泛利用，包括酒化酶、醋酸菌、蛋白酶、乳酸菌和淀粉酶的利用，产品繁多，广及各种酒，各种醋，各种豆酱、肉酱，各种菹菜，酸的、咸的、素的、肉的，各种鱼肉鲊，各种饴糖等。这些不见于以前农书，也不见于以前任何文献，《要术》独树一帜地对这些饮食工艺作了集中的记载。